为将为相为师一完人_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来源:电影名言 发布时间:2019-07-04 18:14:5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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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04日 08:54百家讲坛

转贴自:凤凰网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这些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

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他便从岳州(今湖南岳阳)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惊胆战。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份奏疏准备请辞谕旨。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也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潘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13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后,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聚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韧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58%。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伕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定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是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最终,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湘军初期统帅)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份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作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1860年6月,曾国藩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决定驻守地时,他从展开的地图上一眼便看中了群山环绕的安徽祁门。他认为祁门东连浙江,南达江西,既可有效地节制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周围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个理想的军营驻扎之地。及至实地勘察,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极窄的小河与外界相通,如果这三条出路被切断,祁门便是一处兵家所称的绝地。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作出驻扎祁门的决定,可奏折已上报朝廷,只有硬着头皮暂且住下。

幕僚们则纷纷劝说他及时离开祁门,另寻合适之地。正在这时,上谕已经到达,曾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于是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

战事瞬息万变,不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遭到了太平军威胁,两度陷入险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60华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3000士卒可用,他已写好遗嘱,准备随时战死疆场。幸而李秀成的目标并非进攻祁门大营,只是借道羊栈岭而已。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将进攻重点放在安庆。他认为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天京(即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结果被湘军击退,而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国藩也不为之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也多次设法营救,但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罢了。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12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他协办大学士衔。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11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处事,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可能会改朝换代的机会!

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曾国藩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这样一来,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同时也遭到了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冷,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却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19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士绅、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人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且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并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实深层根源还在于民间长期以来对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了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发出的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几座英美耶稣教堂,并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天津教案引发的冲突持续了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敌对势力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

判决方案一经公布,两国四方顿时一片哗然。法国政府因其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导致国内不满,以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后因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了判决;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们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全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大清国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大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到了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面对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解成为西方列强希望看到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务运动。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武器之精良。于是,曾国藩先是奏请咸丰皇帝支持湘军购买、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然后自己在安庆建厂制造火药、子弹,又创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中国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的传统,曾国藩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算是开了一个先河。由生产弹药、造枪造炮,尔后又制造蒸汽机,建造轮船军舰。军械所先由安庆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又迁至上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与发展需要的机构也在逐步完善。比如办洋务就得依靠新型人才,曾国藩慧眼识珠地引进了徐寿、华蘅芳、容闳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务的精英。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便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通过外人口译、国人笔译的形式,翻译出版了以机械制造学为基础,涉及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水陆兵法等领域的西方大量科学著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对近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从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些译书中开始了解西学、认识西方。

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另外,他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思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学习西方而不受制于西方。清廷曾出巨资向英国购买船炮,组成了一支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指挥、英国海军官兵600余人为雇员、大小船只共八艘的中国现代化舰队,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未经清廷同意,与阿思本签订私下协议。该协议认定阿思本不仅为舰队总司令、所有官兵听其调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令外,不接受中国其他官员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对中国皇帝的命令又拥有否决权。面对英人控制中国军队的野心,积极支持购买舰船并打算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国藩,为避免日后产生喧宾夺主、受制于人乃至其他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得不采取“断臂”措施,马上上书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舰队。清廷为此白白损失了66万余两白银,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这又是十分值得的。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背负“汉奸”、“卖国贼”的骂名是何其冤枉!

曾国藩之所以毁誉有加,与其行事难脱干系。在湖南长沙帮办团练时,他坚决镇压各地会党组织,对那些抓来的所谓会党(实则农民),动不动便“就地正法”,显得相当残忍。他成立的审案局在短短四个月之内,便“立予正法104人,立毙杖下两人,监毙狱中31人”,这还不包括他指令湖南各县就地处死的92人。湘军攻陷安庆后大量杀俘、占领南京后烧杀掠抢等残暴行为,曾国藩也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由他倡导实行的军队私有,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间长期混战不已,弄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国藩显然难逃其咎。

就个体生命而言,曾国藩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统一体。他严肃刻板,却又显得幽默风趣;他推崇仁爱,却滥杀无辜;他提倡清廉,却对部下的贪赃枉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拥有一支虎狼之师,却以愚忠自剪羽翼,结果受制于清廷……特别是面对先进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国藩以其远见卓识,奋然投身其中: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商督办”,第一个上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然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守旧之人,他所坚守的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应该丢弃的糟粕。比如对西医没有正确认识,子女请西医给夫人看病,他心中便十分不快;对厘税征收工作,他坚决反对按照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进行;他主张引进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但对其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方面的内容,却视而不见。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难得的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他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也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日后都被他在修身养性的功课中以坚韧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笃信理学清心寡欲,可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于是,他内心便十分羡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见到进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马,“目屡斜视”,回家后听见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绪更是烦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开始反省,不由得严厉责骂自己“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烟的习惯,烟瘾极大,后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便开始戒烟。可戒烟的痛苦令他万般难受,戒烟中期时有反复,最后咬牙下定决心,经历三次戒烟,才终获成功,后半辈子的30年间,再也不抽。“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曾国藩在成就一番伟业的壮志激励下,始终在理念与欲望相互斗争的困境中挣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写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静、谨言、有恒。“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他将自己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取意于求缺于他事,求全于堂上。他给自己规定,每日必须做到12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哪怕戎马倥偬,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并且写得相当细致。记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断反省、不断改过、不断求知、不断前进的过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诚心、诚敬、诚恳、诚笃、诚朴、诚实、诚挚,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没有谁去要求他、苛责他,可出于修身养性、自我锻铸的内在生命自觉,他为自己订立了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并且严格施行,将这些良好的人生习惯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坚韧。队伍从衡阳刚拉出来不久,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幕僚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如实供述,称湘勇“屡战屡败”。曾国藩审阅时,当即挥笔改为“屡败屡战”。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经调整,那种不服输、不气馁的刚毅气魄顿时跃然纸上。

曾国藩谦和内敛,以退为进,韬晦有术,从不张扬,没有半点文人的狂傲之气。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挤中求生存,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求发展,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小慎微,“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不忘适可而止。

曾国藩常以林则徐为榜样,提倡节俭,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烟酒,每顿饭通常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他每食仅菜一品,时人谐称为“一品宰相”;随身之物只有两口小木箱,没有一件珍玩贵物;哪怕位居两江总督之时,家眷仍维持乡居生活状况,每天晚上,全家长幼女眷全在油灯下纺纱绩麻。

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立”而言,曾国藩将道德转化为一种内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留下的书信之类的文字,从中见到的多是金玉良言;唯有事功一项,却是争议多多。

曾国藩的一生,将社会人生的道义看得太重,主动承担的责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冲撞又将他撕扯得太痛,时代激荡的风云对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当代的休闲生活观视之,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仅三刻后就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1岁的人生旅程。

曾国藩虽然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满清政权根基,但就当时情形而言,清朝的确仰赖曾国藩而得以苟延残喘。因此,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予以少有的殊荣。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本土最具勇敢坚毅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离世,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圣贤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欲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入。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按说早该到来却如难产的婴儿仍挣扎于母腹之中,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前行的步履,变得那么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犹豫、蹒跚而踉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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